注：“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在医学上是有特指的，专门指衣原体、支原体、军团菌等病原体引发的肺炎，以区别于链球菌等引起的肺炎（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性”肺炎），其程度一般比较轻，有些还可自愈，传染性非常小，不需要隔离，与曾经流行的SARS完全不同。
SARS严重影响了我国旅游业，同时也促使我们对旅游研究进行反思。以下是我对此的一些思考片段，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陋见，但如鲠在喉，笔谈谈出，愿得到方家指正。
一、 旅游研究同样需要道德和勇气
在SARS严重影响我国旅游业前，已经有明显的信号，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发出警告，一种严重呼吸系统病（Severe Respiratory Illness）（当时，WHO还没有给这种病正式命名，在警告中还使用了我们这里目前继续沿用的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一词）在广东、香港、河内等地出现。敏感的国际旅游业迅速有所反映，3月份新加坡、越南、泰国、香港、广州等地的旅游业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4月2日WHO正式劝告人们尽可能避免到香港、广东等疫情地区旅游。4月中旬，我国的很多旅行社都开始明显接到比正常情况下多的退团。但我们的研究人员一直非常“迟钝”，甚至有些研究人员还将我国旅行社4月份的退团仅仅归咎于伊拉克战争。旅游研究者不但没有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前向企业界发出警告，反而误导了舆论。而疫情发生后，新加坡的旅游研究人员与新加坡旅游局、标准化和生产力创新局、新加坡民用航空局、新加坡陆地交通局等政府部门通力合作，通过数量化的分析认识到，受SARS影响，三月份新加坡入境旅游者减少了15%，四月的前13天减少了61%。入境旅游者如此锐减已经造成了酒店平均出租率下降到20-30%，而正常情况下应在70%以上。零售业下降了10-15%。餐饮业的收入下降了一半。出租车司机载客量和收入也大大下降。对情况的详细了解，为政府最终决定救助相关企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4月17日，新加坡政府已经在研究人员的协助下，正式公布了协助旅游业度过危机的方案。这在所有受SARS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中是比较早的。因此，我国旅游研究者至少应在4月中旬发出危机的警告，而不能简单将自己的迟钝完全归咎于政府对疫情的一度隐瞒。本人作为在旅游企业内的研究人员，本应是所有研究者中最敏感、最先能了解旅行社退团情况、最应关注旅游业变化的各种苗头，我为我的迟钝感到惭愧。旅游业作为一个敏感的窗口行业，旅游研究说真话尤为重要。旅游研究如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不应是事后诸葛亮，更不应是老好先生，如果我们的研究能早点发出警告，是否至少能缓解旅游企业三角债的问题？是否能提醒旅游企业，此阶段不适宜进行行业内的资产扩张？是否能使政府有关部门提前研究对策？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二、 旅游研究必须坚持与实践相结合，旅游研究指导实践，必须坚持朴实，实用的原则
旅游研究是一个与实践联系非常密切的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与实践相结合，必须以能够指导实践作为我们旅游研究的最高标准。SARS对旅游业造成重大影响，对其影响程度的分析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现实可行的对策，和对未来旅游业可能出现的新情况的预测。此疫对旅游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量”上，更突出的是“质”上的影响。完全囿于“量”上的研究，很可能又回到描述现象的老路上去。当然，量的研究非常重要，它对于我们把握SARS的影响程度，据此进行详细分析非常有意义，但不应是重点。旅游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现象”，归纳、总结的层次。旅游研究更应注重创新。
研究政府和企业应采取的措施，特别是政府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应是研究的重要方面。此次，利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政府向银行担保，并给予企业贴息，由企业向银行贷款的办法就是北京市旅游局提出来的。（此方法与已经实施的直接退保证金的做法不同，它既解决了旅行社的当务之急；又规避了今后旅行社可能拖欠保证金的风险和质量保证金管理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不违反保证金使用的原则。）此措施看似简单，实际上，不是对质量保证金体制有深入的了解，不是对银行贷款方式有深入了解，不是对企业缺乏现金流的核心问题深入的了解，不是对旅游业的发展有重大责任感，是不可能想出这样的办法的。是的，真传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但抵得上假传的万卷书。我们研究者本应最早提出这样的政策性建议。但我们没有。旅游研究需要得出具有穿透力的、“能够点燃火”的那一句话的结论。记得，十多年前，孙尚清先生搞了一个课题组，研究我国旅游业的问题，书出了一大本，论述丰富，但结论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旅游业是一种文化——经济事业。”别小看这一句话，它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旅游业政策制订的出发点。
我们现在的旅游研究是否过于“精巧”了呢？审慎、周密的科学研究后，结论应该是简单明确的。现在，我们的研究往往不是出于博，结于简；而是出于博，结于泛。因此，政府管理部门在制订政策上，旅游企业在业务发展上，很少真正倾听专家的建议。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旅游研究都仅仅是“漂亮的摆设”，是奢侈品。SARS给我们摆脱“漂亮的摆设”的地位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愿我们能抓住。
此外，对于SARS之后旅游产业各个方面的预测也应是研究的重点。SARS对我国旅游业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其必然影响到旅游业的最深层次，比如国家的产业政策、行业管理方式、旅游产业布局、旅游资产构成等方面。旅游研究能否正确预见未来旅游业的新局面，是考验旅游研究能否指导实践的重要标志。
三、 SARS的爆发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机理提供了线索
从旅游学科发展角度看，何如确立旅游经济学的地位一直是大家颇为关注的问题。SARS的爆发为我们深入研究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旅游业的发展是不是也像生态学（如疫情的爆发）一样，存在“阀门”现象，很值得深入研究。1978年我国入境旅游业大发展，其实仅仅是打开了政策“阀门”。九十年代初，国内旅游业大爆发是打开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巨大收入差距的阀门。九十年代后期，出国旅游大爆发也主要是打开了政策“阀门”，我们与很多国家签定了旅游签证协议。同样，1989年国际旅游大衰退是关闭了政治“阀门”和安全“阀门”。此次旅游业大衰退是关闭了安全“阀门”。“黄金周”旅游大爆发是否也可从生态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解释？（特别是“黄金周”信息发布后，我们发现预测往往起了相反的作用。这明显是社会心理学的作用结果。）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很难用一般的数量经济学模型来描述（一些经济波动理论，回归分析等，在研究旅游业发展时往往显得非常“小儿科”，甚至有生拉硬拽的感觉），其发展也许更类似生态学的模型。因此，从生态学角度、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研究旅游业的发展模式或许会有新的突破，有可能使旅游研究摆脱跟在一般经济学或管理学科后面鹦鹉学舌的窘境。
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不是也可用耗散结构理论来分析，也值得深入研究。旅游业表面上看是旅游者的流动，其实其背后，除了物质（旅游者）的流动外，还必须有能量（资金流）流动，而相关政策能否也看成是能量补充的一种形式？从此出发，这是否能将旅游宏观研究利用耗散结构理论？我们的旅游业有些乱的时期（如九十年代初的国内旅游），这是否与此平衡体系能量不足有关（特别是相关政策方面）？这种“乱”是否可以看成是整个系统“熵”的增加？从耗散结构理论出发，是否对于旅游业行政管理规定的作用，旅游业的范围能有更深刻的认识，值得深入研究。
SARS大爆发为我们正确评价旅游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旅游业界内非常认同的旅游业总收入相当于GDP多少的提法，经济学界不太认可。此次SARS使旅游业跌到了谷底，是不是为我们反算旅游业贡献率提供了机会？还有旅游业的乘数效应问题。在旅游业收缩时是否可以更看到其重要作用？这些研究需要精细的统计学分析，更需要说实话的勇气。
总之，SARS无论在旅游业与实践结合的研究上，还是在旅游学科建设上，都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四、 旅游研究要警惕假问题陷阱
当前，有种说法，旅游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为规避旅游业的风险，旅游企业的投资主体应多元化，旅游企业也应多元投资（除旅游业外再投资其他领域）。这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个假问题。
首先，我们研究的是旅游业的问题，而不是风险投资的问题。（那些问题是投资银行应研究的范畴，不是旅游经济研究的范畴。）其次，多元投资并不能化解旅游业的高“风险”。按照《公司法》，企业无论有多少投资主体，形成的都是独立的有限责任制的公司，也就是讲，无论多少个投资主体，其投资到旅游领域的资金风险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因为多元化而化解其投资到旅游业内的资产的风险。（这种提法显然是对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制的原则认识不清。）同理，旅游企业的多元投资（以法人身份投资其他领域），也不能化解其在旅游业内的资产的风险。这个假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投资风险研究和旅游业的风险研究问题，有意无意中偷换了概念。
与此相关的一个判断是，旅游业是“高风险行业”。这个判断过于武断。比如，“疯牛病”对英国等国家的畜牧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程度绝对比SARS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没人认为畜牧业是个高风险行业。为什么？因为不同的产业受公众关注的程度不一样。因此，SARS对我国旅游业造成了重大影响，并因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仅仅能得出“旅游业是被受关注的窗口行业”的结论。要证明旅游业是“高风险行业”，不仅仅要研究旅游业，还要对其他各行业的风险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因此，单单从旅游业内部研究得出旅游业是“高风险行业”的判断，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其实，类似SARS这种不可抗拒的外部因素突然爆发是任何产业都有可能遇到，且难以规避。这正是市场经济中特别注重公平的国家的政府提供各种扶持政策的原因，如：美国对于因9.11事件影响的企业，英国对于“疯牛病”影响的企业，提供政府资助。）
戴学锋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旅游与休闲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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