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小安:从两百万到两千万      2017-07-25

        这两天,一篇《北京:有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被刷屏,也有人气不忿,开始吵闹。依我看,都是伪问题,所谓老北京,也不必有什么优越感,所谓新北京,也不必有什么自豪感。本质上,是城市的急剧扩张引发的疏离感和紧迫感。
        1949年,北京的人口不到两百万,将近60年过去,已经膨胀到两千万,其实远远不止。加上半常住人口,是2700万,再加上流动人口,肯定超过3000万。这样的人口增长,除了少部分自然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机械增长,即外来移民引发的增长基数越来越大,自然增长也越来越多。特大型城市,都是这样的过程,也使得城市病越来越厉害,太大了,太挤了,太忙了,太脏了。这是北京的常态,也是真实的北京。说到底,城市的优势在于聚集,聚集形成平台,平台创造机会,城市越大机会越多。但是代价就是生活费用提升,生活品质下降。这是一个两难选择,神仙也解决不了。最终恐怕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互联网格局,才有解决的希望。
        我从3岁到北京,少年时期,城墙城门楼,护城河,瓦蓝的天空,回响的鸽哨,胡同里的吆喝声,隆福寺的小吃,景山少年宫,缓慢的生活节奏,留下了诗情画意。青年时期,骑着自行车,呼啸穿城,是家常便饭。1980年,开始研究北京旅游,考察了727条胡同,看了几万个院子,也和无数的老北京聊过。北京的地方史志,元朝的《析津志》明朝的《宸桓识略》、清朝的《日下旧闻考》,一共36种,我也都读过,那时还想参照《京师坊巷胡同考》,写一本新的考察记。老北京的情结,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但我从来不以为有什么可优越的。很简单,不过是在皇城脚下。民国时期,都城在南京,北京无非是旧京。1949年之后,北京又可以耀武扬威,但是与我等百姓何干?即使是新北京的孩子,也是两类,一类是大院子弟,有独特的文化,完全不懂老北京;一类是胡同子弟,生活艰辛,传统的北京文化也基本丧失。喜欢吃个卤煮火烧,好一口炸酱面,怎么就是北京文化呢?怎么就是北京生活呢?
        五十年代的北京,不过是农业社会的回光返照;六十年代的北京,是混乱的政治和动荡的生活;七十年代的北京,大批干部和知青返城,开始艰难的生活经历。八十年代的北京,生机勃勃,出去的,留下的,都觉得希望无穷。九十年代的北京,胡同扫荡,高楼林立,城市急剧扩张。现在的北京,不过是一个大都市而已。
        第一,大都市自然会造成强烈的疏离感,岂止北京,全世界所有的大都市都是如此。第二,城市中心寸土寸金,也必然会形成人口的搬迁,原有的居民离开中心地段。这个过程上海比北京还早一步,“中环线以里讲英语,外环线以里讲普通话,外环线以外讲上海话”,是九十年代初的上海说法。第三,在这个基础之上,北京文化必然被拔除,北京生活必然根本变化。第四,越是如此,我们越珍重,越回味,那么,与其感慨甚至愤怒,莫不如努力留下一点老东西。无论是老建筑,还是老民俗,以及老的生活方式。
        问题在于,什么叫老?绝大多数北京人都是北漂出身,我等老北京也不过是北漂。即使是1949年的老北京人,也多数是北漂。老北京的雍容大度,老北京的温文尔雅,老北京的有里有面,老北京的文化传承,老北京的生活趣味,这些才是值得珍重的。真正的北京,始终在包容,始终在变化。所以,首先需要建设和强化一门学问,北京学,撰写新的各类北京地方史志。其次,挖掘传统,并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使之成为活的文化。第三,创造大都市背景下的新北京文化,从年轻人开始,让年轻人领袖。第四,培育新的士大夫文化,从知识分子开始,从琉璃厂开始。第五,强化16800平方公里的大北京,不能局限在四九城。
        大势所趋,回到两百万是不可能的,但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另一面就是强化新的首都功能。为此,自然需要降低北京地位,提升首都地位。明清两朝,北京不过是顺天府,受直隶总督管辖。我们曾经颠倒了北京地位,现在无非是再颠倒过来,在这个基础上培育新老结合的北京文化,建立北京新的生活方式,当是正途。
 
                                                                                                                ——本文最早刊载于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