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曾昭奋先生在《读书》第二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自古园林都姓私》，曾先生在文中说：“颐和园里昆明湖平阔坦荡，万寿山上建筑物气宇轩昂，却是小桥小路狭廊子。如今辟为公园，经常人满为患，游人就挤在路边吃喝，游步道上肩摩踵接，靠水滨移步不慎就会被撞入水中。江南私家园林，所谓步移景异，咫尺山林，也只在园主人孤芳自赏的时候。所以，尽管人们赞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辉煌成就，但它却处处显现着自私的性格。”“尽管人们赞美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辉煌成就，但它却处处显现着自私的性格。”“我乐于在园林中寻觅一个公字。”是的，中国历史上，关于园林有园、囿、圃、宫、苑等等很多称谓，所有这些称谓都暗含了封闭的意思，在高墙围绕的园林里，无论是贵人雅士高堂省亲，金屋藏娇，闲池放鹤，残荷听雨，还是帝王后妃大宴群臣、受享拜谒、赏赐优伶、避暑颐养，这一切优雅又婉瘱，苍白而病弱，从中我们无不嗅出那个“私”字来。
皇家园林就是禁地。清朝皇家园囿的管理极为严格，由内务府设奉宸苑，专管离宫、园囿及河道。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是皇帝驻跸之所，不归属奉宸苑，而由皇家亲自委派总理事务大臣专门管理。作为皇帝驻跸的园囿，自然也成为最严格的禁地，清代平民百姓进入皇家园林，是违犯天条的大罪，除重责外，还要发至黑龙江关卡为奴；即便王公大臣，也不能擅入，否则一样治罪。乾隆45年（1780）2月，民人侯义工酒醉不辨方向，懵懂擅入清漪园乐寿堂西侧，逮捕后，被发往黑龙江赏给披甲人为奴。乾隆42年（1777）8月至43年（1778）3月，果郡王依仗自己的皇族血统，6次私自僭入清漪园藻鉴堂游玩，被发现后交宗人府，罚不得在宫廷行走，并罚王俸10年。果郡王府苏拉六达子撑船送果郡王入禁苑，被枷号两个月，期满后打一百鞭。内务府大臣失察也被罚俸一年。
1911年民国肇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公园的概念也随着浩浩荡荡的普世价值观流入中国。1914年，两个公园的开放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10月10日皇家社稷坛被改造成为中央公园，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中山公园；再有就是，这年5月作为公园开放的颐和园。中山公园是在蠖公的领导下，从国家社稷坛一步到位改造成为人民的公园，而颐和园从皇家园林逐步开放成为公园的历程就曲折多了，在中国园林史上也更有意义。
1911年12月25日，宣统退位，民国政府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件》中甲项第三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也就是讲，颐和园才是逊帝的合法住所。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因此，尽管民国已经建立，但颐和园不过从皇家园林变成了逊帝私产的私家园林，依然是由内务府管理。
民国建立后，国民的公民意识迅速提升，中国的内部事务也越来越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关注。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游览颐和园后，在中外人士强烈要求下，民国政府开始与清室商议，拟允许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和团体有限参观。但这种有限开放与后来的人民公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首先，开放的管理部门居然是民国外交部和清室内务府，显然参观颐和园是外交事务，当时规定“游览颐和园者，须经外交部批准，缮给门照，并通知清室内务府后，方准入园”，隐含了民国与大清国的国家关系。后迫于觉醒国民的压力，规定外国人游览颐和园由外交部缮发门照，本国官绅参观门照改由内务部或步兵统领衙门办理；其次，参观游览的名称也不一样，叫“瞻仰”，1913年步军统领衙门制订出颐和园开放管理章程即名为“《瞻仰颐和园简章》”，游人似乎还是大清臣民，“参观时，由中营将官饬派妥慎官兵在园门外验照入园，出园时将照收回缴销”；第三，不是对所有游人开放，而是由外交部和清室裁定的“中外著名人士”，至于何人才是著名人士，解释当然也归由外交部和清室内务府了，且“女界一律不发执照”；第四，开放时间非常少，每月仅三次，即逢六日参见为期，其余不发照；第五，允许参观的人数非常少，“每次参观，各界以10人为限，概不多发”。总之，种种限制条件下的有限开放，背后还是那个去不掉的“私”字。
1914年，由于皇家经费逐年短欠，清室财源日趋枯竭，为弥补颐和园财政，内务府、步军统领衙门和清室商定，“于开放游览之中、寓存筹款之意”，制定了《颐和园等处售券试用办法》，商定从1914年5月开始正式对社会售票。而这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开放显然距离公园的概念还差很远，仅门票一项就可见将大众拒之门外一斑，颐和园大门票1元2角，内部还有很多收票的园中园：排云殿5角、南湖3角、谐趣园2角、玉泉山5角（注意，那时玉泉山是作为颐和园的一部分对外开放的），总计2元7角。在当时一般人月收入不到10元的情况下，不啻为贵族消费。此外，颐和园收费的还有游船券、游泳券、冰船券、钓鱼券，乘轿券，引导券等，如引导券2元，游船半天要10元。如想尽兴参观游览颐和园，即便不请导游，不乘坐游船等，也几乎要花费一个中等收入人一月的收入。那时，偌大的颐和园每天的开放时间仅为参观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6点，要想遍览也几乎不可能。同时，保留了对游览者的要求，即必须是“中外著名人士”。那时，清室还在颐和园中占用了很多房屋，如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先生，1924年的办公室就设在谐趣园的湛清轩。因此，尽管正式向社会售票，然而颐和园远非现代意义上的公园。相比同年10月10日开放的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中央公园，门票仅1角，且开放时间从早6点直到午夜24点（注意现在开放时间，最长的夏季也只到晚上21点，19点即不再售票），几乎任何人都能买得起票，而只要购票都能前往。事实上，清室只是把颐和园当成筹款的工具，而无暇对园林进行管理和维护，颐和园处于废园的边界。
1924年，冯玉祥将军将溥仪驱除出紫禁城，发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第三条规定，“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第五条规定，“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颐和园并未明确公产、私产，其的归属自然也成为悬案。好在逊帝希望过上更西式更奢侈的生活，对颐和园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颐和园趋于废园。
1928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收管理颐和园后，颐和园才真正成为国民的公园。民国政府接手后，责成北平市政府管理。鉴于门票价格挡住了一般游客，为了惠及更多国民，1929年4月，北平市政府决定每星期三上午8~12点免费优待国民革命军人，其他时间半价。11月又批准，学校团体20人以上者半价，外阜团队20人以上者三分之一价。每年4月第一周、10月第二周，团体100人以上只收4元，服章整齐军官三分之一价，服章整齐军士四分之一价，一连以上有公函者免票。1930年9月1日起，周日、新年三天、四月第一周、十月第二周对所有旅游者均半价收费。鉴于颐和园原有船只皆为帝后乘坐的大船，而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希望能亲自泛舟昆明湖，1931年公园管理者决定增设游人自己划的小船，至1937年，“小洋划子船”增至18只。
颐和园自1914年有限开放以来，保留了很多清室管理痕迹，如：颐和园正门——东宫门只准帝后通行，游人沿袭只能从北边小门出入的旧制等，民国接手后的1933年12月，才允许游人进出东宫门等。
民国肇兴，百废待举，加之内忧外患，国家根本无力对颐和园进行更多现代公园的改进。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国对颐和园正在进行的些许公民化改造也不得不戛然而止，是年日军入园后关闭园门，停止开放达4个多月。此后，为维护和平假象，颐和园照旧开放。然直至1949年，公园管理几乎无大变化，很多方面仍依清廷旧制，如将颐和园分成5个管理地段的分割管理办法等。对颐和园历史的系统整理更无从谈起，到1949年，导游每称慈禧必是“老佛爷”，宜芸馆一树茂盛，则胡云“因为老佛爷封过”等等。
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颐和园的管理也具有了更多的时代特色，“由于颐和园在首都北京的特定地位，园林不只一般性地为人民服务，而且为政治服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一个新的颐和园即将诞出。1949年3月25日，刚刚从石家庄进入北平的**主席，当晚即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4月25日请柳亚子先生移居于此，柳亚子先生与**主席多有七律唱和，**主席有“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的名句流传。1949年4月，园内听鹂馆开辟为饭庄，专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国贵宾的主要场所之一”。
那时，颐和园门票依然十分昂贵，绝非一般百姓能销售得起，1949年颐和园再次开放时，门票价格40元，（是同期中山公园门票的四倍。）1950年颐和园门票调整为2000元，（是同期中山公园门票的五倍。）1952年颐和园门票降低为1000元（是同期中山公园门票的五倍）。直到文革前，游览颐和园依然是高消费。
1966年，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年8月22日颐和园被更名为“人民公园”（至1971年5月17日改回），颐和园门票也由“本园革命委员会下令”降低到区区5分钱——一根冰棍儿的价格。颐和园终于向普通大众敞开了大门，但也将在那个群众运动的风暴中，经受最大的洗礼。颐和园在劫难逃。随着“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口号的提出，1966年2月4日，市园林局经文化部批示，拆除龙王、五圣祠、永和轮的神像；2月19日，将广润灵雨祠内光绪年间所塑“安佑普济沛泽广生龙神”及风、云、雷、电诸神泥像五尊拆除投入湖中；1966年8月23日，捣毁佛香阁内接引佛、阿难、迦叶神像3尊；捣毁香岩宗印之阁山门内金刚力士2尊；掀翻香岩宗印之阁内乾隆年间塑造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21尊佛像，其中10多尊被毁。1979年10月10日，颐和园仅交北京市回收公司的各种铜铸文物即达20473.8公斤！
文革于颐和园绝不仅是砸毁文物，更是脱胎换骨的改造。随着1966年公园被改名为“人民公园”，佛香阁也被改名为向阳阁，悬挂毛主席像，阁下大石台石壁高悬林彪副主席书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文昌阁上悬挂毛主席去安源画像。东堤二龙闸东墙悬挂毛主席畅游长江画像。1967年，在玉澜堂举办毛主席诗词展，排云殿举办毛主席革命实践展，听鹂馆门厅内树立4米高毛主席石膏像。1967年11月至1968年7月整整耗时八个月，在德和园完成革命样板戏展览布置，名为“红太阳照亮了戏剧舞台”。
革命是底层群众的盛宴。文革中，笔者也曾去过颐和园，记得那天响彻云天的大喇叭里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昆明湖变成了大型游泳场，笔者就在知春亭下湖畅游，游到得意时，“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诗句蓦然涌现，心中充满“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万丈豪情。1966-1976年北京市体委还在颐和园举办了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横渡昆明湖的游泳活动，在排云门前下水，南湖岛上岸，参加者数以万计。
即便在文革中，颐和园老员工也曾想法设法保护文物，为颐和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如用木板封包东宫门外石狮子，上书毛主席语录，仁寿门内铜狻猊同样封包上书毛主席语录从而得以保护等等。
正是经历了文革浴火的洗礼，人们终于醒悟到，颐和园的山水设计、园林格局、建筑布置无不费尽心机，小到一块山石的点睛，大到对西山的整体借景，处处展现着匠心的功夫，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建设人民的公园绝不是把颐和园变成土山野水，让人民在其中爬山、游泳，而是让当家作主的人民也能享受帝后才能受享的皇家园林，让人民在玩味皇家园林的同时，认识到中国造园艺术的博大与精深。
1972年利用小小的回潮，颐和园各项管理逐步纳入正轨，重新建立起了基本的管理制度。颐和园真正成为本义上的公园——人民的“皇家”园林，还是在文革以后。为解决颐和园水源不足的问题，从1977年到1980年，利用京密引水工程，新开的河道，使颐和园有了充足的水源。1982年，新中国第一个《颐和园园规》出台，为公园管理建立起了规范的管理制度。1986年，全北京市第一个公园的系统管理制度《颐和园规章制度汇编》出台，其中包括了安全、服务、卫生、美化和其他管理共五大方面。这标志着颐和园在各项管理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上世纪80年代，颐和园加大管理保护力度，迁出一度进驻园内的居民，净化园林环境；对清漪园遗址进行复建，恢复了万寿山后山的宗教建筑“四大部洲”；耗巨资重建了后河苏州街景区，再现了当年“以庙代市、以水当街、沿岸作肆”的江南街肆风光。90年代又陆续复建了景明楼、澹宁堂等清漪园建筑群体。1991年对昆明湖进行了240年来的首次清淤，清理土方65万立方米，恢复了昆明湖澄碧的涟漪。1998年，收回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园墙时划出园外的原清漪园耕织图景区，并按照原图重新规划建造，从而增加了新的景点，扩大的颐和园游览范围。同年，耶律楚材祠的修复和文昌院博物馆的兴建，更为颐和园增添了文化含量。严格讲，现在的颐和园已非慈禧时代的颐和园，而是颐和园和清漪园的综合体。
对颐和园的保护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1998年11月颐和园作为中国保留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教科文组织派来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罗兰·西瓦尔博士对颐和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颐和园确实是一座保护很好的珍贵人类文化遗产，我在颐和园的每一分钟都是一种美的享受。”
然而，正如曾昭奋先生所言，“颐和园里昆明湖平阔坦荡，万寿山上建筑物气宇轩昂，却是小桥小路狭廊子。如今辟为公园，经常人满为患，游人就挤在路边吃喝，游步道上肩摩踵接，靠水滨移步不慎就会被撞入水中。”保护弥足珍贵的皇家园林文化遗产是一方面，但作为人民的皇家园林，为人服务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颐和园不得不接待越来越多的游人，2013年10月4日，颐和园一天接待了13.3万人。几乎达到颐和园物理容量的极限。
为了在颐和园这个仅为帝后少数人服务的园林内，满足每日十万量级的旅游者需求，颐和园管理者绞尽脑汁。仅厕所一项就从1949年的7处，增长到2000年的24座，再增加到2013年的150余座。为解决游客饮水问题，1997年在文昌阁东南侧安装8个饮水器，为游客提供免费卫生饮用水。颐和园还增加几百个石凳、座椅，上千个垃圾桶等。此外，颐和园管理者与科研部门合作，开展了游客容量、游客分流、古建维护、植物复壮、垃圾处理、水质维护、湖底清淤等多项科研课题，夯实了为游客更好服务的科研基础。同时，颐和园针对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设计了各种应急预案。正是有了这些保障，才使得颐和园在超负荷运营的情况下，没有出现曾昭奋先生担心的游人“被撞入水中”等安全事故。颐和园还通过开设网站，尝试虚拟旅游，向那些没有机会亲临现场的旅游者展示颐和园的迷人风采。
由于颐和园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2007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A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我国第一批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旅游局A级景区标准的核心是旅游公共服务，其中最重要的细则一，分8大项，44个二级项，213个打分点，是对旅游景区的公共服务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标志着颐和园不仅在园林古建保护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更在为游客服务上达到的国家最高标准。颐和园真正成为了姓“公”的皇家园林。
回顾颐和园从皇家园林走向人民公园的百年历程，不尽让人感概万千。从1914年针对特殊人士的有限开放，到1928年国家公园的建设；从日伪时期为表中日亲善的维护性开放，到园林的几近凋敝；从1949年为政治服务，到1966年“人民公园”的大肆改造；从园林古建的复建，到现代化旅游公共服务的有机植入……颐和园壹百年终于修成正果，皇家园林终于姓公。
1914年，颐和园曾是与玉泉山一并开放的，而今，玉泉山圣缘寺琉璃塔依然是颐和园重要的“借景”，然而游人却无缘游览。我们期待着颐和园第二个百年，曾经一并开放的玉泉山能再与颐和园联袂展现绰约风韵。我们更期待着中国能有更多具有园林艺术内涵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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