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社会文明的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目前讨论的“出游文明”主要指的是出游人员的行为规范和礼仪的问题居多，主要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范畴的问题。“文明”与“不文明”的判断，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绳，有些界限很模糊，存在着不同人群之间的看法差异，或者显示出一定的价值观差异。事实上，说到底，这的确与人类社会城市化的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关联。在现实中，往往是西方发达国家说欠发达国家的不文明多，城里人说农村人的不文明多，知识多的人说见识少的人不文明多，老人说年轻人的不文明多，当官的说老百姓不文明的多，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倒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对外出旅游的人来说，其行为有着明显的两面性。其一，一个人离家外出之后，依然是其日常生活的延续，因此，不可能由于变换了生活环境能使其行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中国人在家养成的一些“中国式”的行为还肯定会继续保持；其二，离开惯常生活环境的人会发生一些暂时的异变，有的变得小心谨慎，强制自我约束，生怕丢了面子而露怯；有的则变得格外放纵，在没有熟人或上下级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往往会做出在家或单位不敢做的举动，以赢得他人的关注。这两种反应都算是正常的，人们一旦旅游归来回到原来的环境之下会自然复原，当然，也会对在旅游过程中认为好的东西，则会效法或对自己串通行为的修正。因此说来，文明的问题不应当分国内和国外，大家都要主动地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刻意的表演。
     个人的行为不要强行与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关于国民在境外的一些不良表现，国内媒体的反应似乎比境外社会的实际反应更加强烈，这表明了目前我们中国人对现存的不良现象非常在意，这正是国民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提高的体现，比起以往全社会无意识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社会环境差异巨大，因此说，任何一个个人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就说成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这一点在世界上是有普适性的。西方社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高，表现出较高的素质，这是事实，但素质低的人，不良的行为举止也依然不少。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挪威出了一个叫布雷维克的杀人狂就说挪威人的素质低，其道理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一代，曾经出版过诸如《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韩国人》、《丑陋的俄罗斯人》等自责或他责的出版物，其实说的还是一些个体表现，而并不是对某一民族或国民的定论。问题的关键是，社会进步的正道是彼此比好，而不是大家比坏。况且，有些人类的行为不能简单地用高低贵贱相区分，正像人们吃饭，中国人使筷子夹菜，印度人用手抓饭，英国人使刀叉，这只能是方式习惯的不同，难说那种更先进文明。
     还有一点，国际社会也经常出现一些带有明显的片面性的指责，这主要是出于长期形成的某些偏见。在一些西方人眼中，觉得自己是优质公民，认定中国落户，中国人穷，落后国家的穷人就一定不文明。当他们突然发现中国人有钱了，花钱比他们更大方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出于对中国人的反感而找中国人的缺点和毛病进行斥责发泄。同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本国人身上则视为事出有因，而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就是不可理喻，不依不饶。当年巴黎的老佛爷旗舰店认定一对中国夫妇使用假钞采取了诸多歧视做法而不道歉就是一例。
     总之，在文明旅游问题的认识上，要客观地承认中国与世界存在的差距，但生活习俗上的差异不宜上纲上线，“入乡随俗”是常识，相互尊重是底线，彼此包容才能和谐。政府要加强引导，个人要提倡从我做起，除极个别的情况要采取法律的措施之外，绝大部分行为还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规范，去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