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按照排名不分朝代先后，且无论传说故事还是史有记载，北京城店铺的匾额上，能列出一个顶级、豪华的“阵容”来，上自天子及宗亲贵戚，朝廷文官武将，再及社会贤达等等，让人能看得眼花缭乱、目眩神迷。诸如皇上赐匾都一处，铁帽子王克勤郡王题琉璃厂德宝斋，宰相严嵩题匾六必居，翁同龢、朱益藩两位“帝师”题匾茹古斋、信远斋，还有纪晓岚、陆润庠、王仁堪、夏同和、曾国藩、徐颂阁、恽薇孙、康有为、梁启超等为店铺题匾……。逮至民国，从总统级别的黎元洪、徐世昌、袁世凯，到军阀吴佩孚、段祺瑞，再并权要、名人如内阁总理的熊希龄以及谭延闿、于右任等等，又能排出个民国政要及社会名流的大系列来。
如此说来，名人为京城商铺题写匾额，也有个“与时俱进”的历史特点。 沈从文先生写得就更全面、具体了。他在1948年7月发表的“谈写字”一文中写到：
“乾嘉时代多宰臣执政名公巨卿手笔，刘墉、翁方纲可作代表。
咸同之季多儒将手笔，曾(国藩)、左(宗棠)可作代表。
晚清多诗人名士手笔，法式善、宝竹坡可作代表。
入民国后，情形又随着政体而变，总统如黎元洪、袁世凯，军阀如吴佩孚、段祺瑞，此外如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书，逊清太傅陈宝琛的欧体书，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山谷体行书，诗人词客议员记者名伶如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林长民、邵飘萍等等各有千秋的笔墨，都各据一家屋檐下，俯视过路人，也尽过路人瞻仰。
到一九一九年以后，则新社会露头角的名流，与旧社会身份日高的戏剧演员，及在新旧社会之间两不可少的印人画家，如蔡元培、胡适之、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寿石公诸人写的大小招牌，又各自填补了若干屋檐下空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见出近两百年来有象征性的大人物名姓墨迹，还可从执笔的身份地位见出时代风气的变迁。先是名公宰臣的题署，与宏奖风雅大有关系，极为商人所尊重。其次是官爵与艺术分道扬镳，名士未必即是名臣，商人倒乐意用名士作号召。再其次是遗老与军阀，艺员与画家，在商人心中眼中已给予平等重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沈从文著，外文出版社1994年(大32开)第1版，第229页。原载《文学杂志》1948年10月第3卷第4期)
作家刘一达在《京城字号与名匾》一文中，也写到“名人效应”。他说：早年间，找名流贤达题匾有许多讲究。通常是买卖做“火”了，经营的店铺有特色，名人才会给您赏字。那会儿的名人都拿自己的名声当回事，知道自己题的匾挂出去等于是自己的脸面。所以，名人也不是乱给字号题匾的，您给多少钱也没用。因此，当时的人找名家题匾叫“请字”。比如“天源”酱园这个字号最初用的匾是普通人写的。后来，慈禧太后吃了酱园做的桂花糖熟芥，夸了几句，这事传到“天源”掌柜的耳朵里，他便在铺子里的熟芥瓷坛边上戳了个小牌，写着“上用糖熟芥”，一时间成为佳话，掌柜的借机给当朝翰林陆润庠的府上送去几坛糖熟芥，这才求得陆翰林题了“天源号”的牌匾。解放以后，“天源”的名气越来越大，赵朴初、周建人、董寿平等知名人士先后又给“天源”题了匾 (刘一达《京城字号与名匾》，北京晚报2001年3月18日) 。
清末民初以来，北京字号的牌匾，其书写者，正面、反面和中性的人物都有。吴小如先生在《北京牌匾今昔谈》一文提到：鼓楼大街路东，距后门桥不远，“为宝书店”，匾额就是汉奸郑孝胥写的。“为宝”取《大学》“惟善以为宝”语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块匾还在，但落款处“孝胥”二字已经被挖掉了。今天，这匾早已无存。谈及此事，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它绝不会逃过文革的“破四旧”。据说，郑孝胥为人固不足道，但其书法还是有造诣的，“为宝书店”四个字便写得法度谨严，笔力朴厚(《古都艺海撷英》，北京燕山出版社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555～558页，吴小如文)。
请名人题匾，还有名人找他人代笔的。常人春先生在“北京店铺的匾额”一文中就提到：“北京沦陷时期，新开店铺的匾额以江朝宗、颜玉泰为多。其实江朝宗的匾数多是由颜玉泰代笔的，旧谓‘名人嘱笔作’。五十年代后，一扫而光”(《京都胜迹》，胡玉远等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第2版，第333页，常人春：“北京店铺的匾额”)。要是看到这样“名不副实”的匾，知道其中“名堂”，谁都会有一不留神吃了苍蝇的感觉。
——本文最早刊载于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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