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旅游研究者积极介绍国外的旅游发展理念和做法, 并且基于个人丰富的从业经验提出了很多深入而睿智的思考, 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实践。但是, 由于从业经验和专业背景不同, 这一成长模式却不可能在年轻一代旅游研究者身上成功复制。随着旅游学科和实践的不断成熟, 理论和实践都要求有更深入、专业和细致的研究成果出现, 不能继续从概念到概念、观点到观点的老路。下面就谈谈笔者对中国旅游研究未来发展的一管之见。
方法论的缺乏使得中国旅游研究者在国际旅游研究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2006 年笔者有幸赴韩国观光公社研究院、香港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学院以及澳门可持续发展中心等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接触到了多位旅游界著名学者, 切身体会到内地在旅游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目前国际旅游研究合作的基本态势是:内地学者大多提供素材和思想, 境外学者构建研究框架和形成最终成果。内地学者守着巨大的宝贵的素材库, 对国情有充分的认识, 但却较少运
用符合学术规范的国际通行方法来对现象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和解读, 形成理论框架, 为旅游基础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国内旅游学者的很多结论和观点, 充其量只是一种假设, 尚需大量的实证研究进行证实或证伪。这就失去了在国际旅游研究交流和对话中的共同平台。观点无所谓对错, 针对同一个问题, 可以从不同角度, 众说纷纭。没有共同假定的研究, 无法比较和借鉴, 也无法达到知识的积累和深化。例如, 在岗恩(Gunn)关于信息渠道的二维模型(organic 和induced)的基础上, 加特纳(Gartner , 1993)把目的地形象形成的信息类型拓展为8 个, 而加特纳(Gartner , 199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的3 个组成要素———感知的(Cognitive)、情感的Affective)和意动的(Conative)———又被巴罗格鲁等(Baloglu 和McCleary ,1999)进一步简化为2 个:感知形象(Cognitive)和情感形象(Affective)。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学者在旅游研究领域的某一点上不断做出探索、不断推进的步伐。
实证研究即所谓的“ 假说演绎法” , 是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的逻辑过程。它告诉人们“是什么” 。实证研究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 邱宜干在对1992 年到1999 年我国经济学领域实证研究结果进行评述时发现, 实证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 都得到很大提高。在旅游经济研究领域, 实证研究也渐受重视。提出假设, 通过设立指标、数据搜集。
和计量分析, 证实或者证伪一个命题。最重要的不是观点和结论, 而是假定、逻辑过程和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方法。旅游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 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 使得学界和业界的能力边界不断清晰, 在对待同一事件、同一素材的时候, 观察角度才可能产生本质差异, 也才可能使学界透过现象的迷雾, 探寻旅游发展的普遍规律, 进行科学预测, 从而对业界有一定的帮助。窃以为, 唯有如此, 才能形成业界和学界的良好互动, 旅游研究也才可以获得应有的尊重, 旅游学科才会逐渐走向成熟。
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并不是鼓励对模型的简单套用, 而是对现实的深入洞察。值得欣慰的是, 近期笔者看到一些优秀的旅游研究成果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例如2006 年《旅游学刊》刊登的《自然文化遗产对当地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一文, 通过调查研究, 揭示了我国风景名胜区土地归属问题上的二元结构可能会对遗产地受益群体产生影响。类似这样深入的调查结果应该得到鼓励。
——本文最早刊载于《旅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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