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学锋:公园本义——园林化城市的梦想      2003-07-05

        北京并不缺少公园,中山公园、文化宫、天坛公园、北海公园、恭王府花园……,千百年来,历代王公贵族在北京构筑了无数的皇家、私家园林,辛亥革命后,很多园林逐步变成了公园。
        我首次接触私家园林是在很小的时候。一次在东单米市大街的庆丰乳品店享受过北京特有的新鲜奶酪后,趁大人不注意,溜出乳品店,马路斜对面就是“娜家花园”,(注:该园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彻底拆除。)从虚掩着的大门中,我早就瞥见那爬满青藤的假山,蓊蓊郁郁,着实引人,避开看门人,我窜进了花园。拐进这道门,便洞开了另一副天地,喧嚣的街市突然隐去,曲曲折折的小路将我引领到花园深处。迷宫一样的花园里满是奇花异草、亭台楼阁。我很快就迷了路。正在我吓得不知所以,懵懵懂懂地乱冲乱撞时,看门人发现了我,“哪来的野小子,给我滚出去!”我被揪着衣领子扔出了园子。
        这次不愉快的经历,让我对高墙背后的园林充满了更大的好奇。
        稍长,我发现北京几乎所有著名的园林——容园、可园、恭王府花园、淳王府花园等等都像娜家花园一样是禁地,当然不开放的还有可望见白塔和五龙亭的宛如仙境的北海,翠绿中点缀着万春等五亭的景山,不过这些园林不对外开放的原因是“修理内部,暂停开放”。我期盼着有一天能一睹禁园真容。文革后,诸园部分解禁,我终于有机会亲身感受这些园林的意境:通幽的曲径,珍奇的花卉,瘦漏的奇石,凌水的台榭……,我终于相信人间也有仙境。而这仙境绝不是广阔的自然能给予的,穆童先生一语道破玄机:“伟大的园林缔造者,在汲取自然之美的同时,也加入了人自身的美、人的智慧之美、情操之美和梦幻之美;它是用砖石与花木构筑的诗,比纯粹的自然更紧凑也更富有韵致;它是散发着人的光芒的自然,也是秉承着自然风貌的人,是注释着人与自然亲融性的丰碑  ”。这便是园林的魅力。我对园林越来越着迷。当我拜读过陈从周、汪菊渊等诸位大师的著作后,我逐渐明白园林设计是门高深的学问,亭廊榭舫的建筑,花卉草木的养殖,池塘溪水的设计等等,无不费尽心机。
        及长,我有机会造访避暑山庄、圆明园、拙政园、网师园、怡园、退思园、乔园、个园诸多华夏名园,在玩味这些人间仙境,领会造园者的奇思妙想、鬼斧神工的同时,不知为什么,越来越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从上海拥挤肮脏的老城区,拐过无数条几乎要侧身才能通过的里弄,进一道门,便是与外面世界截然不同的豫园,宁静、超逸、安详、清幽,巨大的反差总让我感到莫名的别扭。直到有一天,读到曾昭奋先生的文章《自古园林都姓私》 ,我如醍醐灌顶般彻悟。
        的确,翻遍中国传统字典,关于园林有圃、囿、园、宫、苑等等很多称谓,这些称谓都暗含了封闭的意思,而一直没有开放的公园的概念。公园一词是西学东进后引入的。在英文里,公园为PARK。PARK,停也,与中国的“亭”有些近意,“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然PARK是“大停”,“长停”,故又有在其中休憩的含义,译成公园,最为贴切,公众随意而来,随意而去,与中国的园林截然不同。在中国高墙围绕的园林里,无论是达官贵人高堂省亲,小楼宴客,金屋藏娇,隔院闻萧,还是高人隐士残荷听雨,东篱采菊,闲池放鹤,曲水流觞,这一切都与真实的生活那么遥远,那么隔阂,那么优雅与闲适,也是那么苍白与病态,从中我们无不嗅出那个“私”字来。园林是中国的士大夫们暂时躲避开官场的尔虞我诈和街市的杂乱肮脏的场所。
        辛亥革命后,公园的概念逐渐普及开来,部分皇家园林和私家花园被辟成公园,普通老百姓也可以进入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与原本意义上的公园还不是一回事。
        直到有幸走出国门,在欧美一些国家,我被那里的街心公园深深感动了。这才是原本意义上的公园,我心中的“公”园。在那些没有围墙的公园里,历尽沧桑的老人在洒满阳光的长椅上小憩,亲密相拥的恋人在花丛中低语,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悠然地穿过林荫甬道,孩子们在模拟的山水间嬉戏,甚至放肆的年轻人在喷水池中戏水。你不会怀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之园。
        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共和的年代,官场应更为清洁,街道应更为干净,人们本不该再到园林里去逃避什么,过去的园林更多地应发挥的是博物馆那样的作用,而不该仅仅是现代公园的作用。公园更多地应让位于类似街心花园、街心广场一类的公共场所。遗憾的是,我们新建的很多公园,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收票的,也要用高高的围墙封闭起来。如北京的东单公园、双秀园,以及新修建的菖蒲河公园等。这倒让我杞人忧天地担心,有一天园门会再度关上,公园随时变成私园。文革中,江青夫人不就因为要在北海骑马,便以“整修内部”为由,将其变成私园吗。还有已辟为公园的古代园林里,现在还挂着的“游人止步”牌子的很多园中园,反复加深着我的担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北京拆除了很多违章建筑建绿地。我怦然心动,北京将会有更多真正意义的公园了。
        出乎我意料,前门一带拆除违章建筑后,修建的是北京城区最大的一块铁栅栏围绕的草坪;西单修建的是几条小路分割草坪形成的“广场”;最不可思议的是故宫后街成排的隔离人行道与汽车道的柏树墙被芟除,理由是要亮出故宫;最近完工的明城遗址公园,简直就是一块大草地。所有这些改造都与人那么隔阂,让人感到那么不舒服。无论在夏日的骄阳里,还是在冬日的狂风中,每当我骑车经过这些地方时,我都想尽快离去。
        我渐渐醒悟到,中国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以人为本的造园之理对于城市绿地、街心花园的建设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园林能在有限的面积里,营造无限的空间,“空灵”二字乃造园之要谛,以此产生了“以疏救塞,以密补旷”,借景、障景等等造园之理。比如颐和园、豫园等,虽然是为少数人修建的园林,且不说其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就是现在能容纳那么多旅游者,就充分说明其空灵设计思想的重要。而北京新建的这些绿地,根本没有人的立锥之地,更惶论欣赏、休憩的空间了。
        城市公园必须学习这些造园之理,因地制宜,不要仅仅因为街心等空地面积狭小,就废园种草。我国的许多园林面积都非常小,且不规整,如半亩园、残粒园、容膝园等等,然由于匠心的设计而绝处逢生,令人拍案叫绝。一条街道边的林荫,即可是一个公园,如解放初修建的北京正义路公园,用高低错落的乔木和灌木,将公园与行车道自然隔离,长长的街道让小路伸向远方,林荫形成巨大的华盖,华盖下形成了游人活动的空间,给人以无限的空间感,是老人们晨练和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小路的宽阔处建长椅,供人们小憩。最近完工的黄城根遗址公园则根本没有搞清公园与花坛的区别,把公园建成了一个大花坛。公园是开放的园林,人要能融入其中;花坛是放大的盆景,以便于人在外观赏。黄城根遗址公园的设计思路是让人在马路上欣赏,而不适宜在其中休闲。为了让马路上的人便于观赏,公园的总体设计是向马路一侧倾斜的,绿化用材以矮小的灌木、花卉和草坪为主,期间稀疏地种植了一些辛夷、丁香、紫堇、西府海棠等矮小乔木,游人在园中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和街道行人的睽睽众目的注视下,根本没有隐蔽的空间,再加上期间几乎没有设计游人停留休息的空地,花费巨大的公园却游人寥寥。
        现在有个误区,一提到城市绿化就是建西式草坪。杭州由于气候潮湿,适宜牧草生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孙筱祥教授重新设计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时,引用了欧洲园林中的大草坪,为游人开辟了游园活动的新天地,也为中国造园艺术开创了崭新的内容。而北方由于气候的原因,游人不能进入草坪,故不能效颦,否则必成败笔。在北京,我们经常发现修建得非常大的草坪中被踩出了很多条小路。为此,舆论往往是谴责行人缺乏道德。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反思,也许草坪的设计妨碍了行人呢?方方正正的一大块草坪,中间没有一条供人穿行的通道,行人通过草坪要绕行几十米,上百米,不踩出小路才怪呢!公园设计如果游人根本不能进入,还奢谈什么“以人为本”,还有什么“空灵”可言。
     “空灵”并非小园的建园灵魂,同样是大园的建园灵魂。所谓“以密补旷”,此理也。避暑山庄、圆明园的面积非常大却不让人觉得空旷,即体现了空而不旷的道理。2001年,整修天安门广场,增添了两块大草坪,本想为呆板的广场增添几分园林化的生气,初衷并不坏,但由于没有仔细分析草坪大小与广场的比例、与人的视角的关系,草坪建成后,除非游人能生出双翼,飞身空中下视(像航拍那样),站在广场上几乎看不出草坪的存在,终成败笔。广场的绿化如果不凸出,而是与地面水平,或低于地面,则与“无”无异。因此,广场式草坪的设计必须有一定的视角,这也就是为什么杭州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故意将地面修成起伏的丘陵状的原因。因此,要想保持天安门广场的平整,与凸出的绿化设计就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换个思路,凸出地面的绿化不一定就不庄严,不一定就破坏天安门的总体布局。毛主席纪念堂原址不就是一片松林吗,那片小松林与烈士纪念碑非常和谐,又为板结的广场增添了生气。
        2002年十一前夕竣工的明城墙遗址公园,目的是将文物保护与城市园林相结合,初衷非常好,但是造园手法过于简单、愚笨,完全不符合造园之理。该园沿1540m的明城墙遗址修建,宽达200m左右,总面积超过13hm2,可谓巨型城市绿地公园。但如此巨大的空间里绝大部分空间是草地,中间仅有一条宽仅2m的曲折的小路,中间没有任何空地,也没有坐椅,甚至没有厕所,游人根本不可能仔细玩味、欣赏残缺的古城墙,因为如果你停在一处,后面(或对面)的人就不能前行,这里更没处休息,甚至没法解决内急。这简直是一个不能停留、徘徊、彳亍、休憩的“公园”。上了公园为你设计的2m宽的小径,就是上了一条“不归路”,你只能沿着近2km(4华里)的小路“一直向前、向前”,从崇文门到东便门(或从东便门到崇文门)。此园可能是既空旷又不能让人驻足的最好的例子。
        此外,城市公园建设必须借鉴的另一个造园原则就是“障景”,所谓“市园必隔,俗者屏之”。隔的方式很多,围墙、游廊、假山、灌木、绿篱等都可以,窃以为用绿化的方式最好。城市街道嘈杂,灌木、低矮乔木形成的绿篱的隔音效果好于围墙,视觉效果好于围墙,占地面积小于假山,防尘和吸收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作用是草坪的几十倍。故宫后街锄掉侧柏绿篱后,便道曝于行车道,汽车环居,噪音填耳,尘土飞扬,好鸟惊飞,再没有原来清新幽静的感觉了。
        其实,城市建园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可为楷模。80年代杭州拆除湖滨一带的违章建筑,建设湖滨公园就很成功。在改建中,保留原来违章建筑中的重要花木(如樟树、桂花等),同时培植低矮灌木,新增了鲁迅雕像等文化景观的点缀,地面则是与原一至六公园同样的鹅卵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行人活动的空间,低矮灌木将公园与行车道自然分割开,公园内幽静闲雅,非常成功。人们在延安路、解放路等商业街走累了,过一条马路,就进入了绿荫中的公园,便可以使板结的心深深地松弛一下。
         城市建园,更多的是类似杭州湖滨公园这样的改建。因此,保留古树名木等有价值的植物,拆除没有价值的废物,增添必要的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在很多类似的改建过程中“瓦砾明珠一律抛”,然后简单地铺上培植好的草坪,是一种不动脑子的做法。此外,随着历史的发展,古典园林的历史文化氛围已经不在了,而且我们几乎不可能超越登峰造极的古代园林的艺术境界,如果,再去简单模仿古代园林是没有出路的,这也就是北京的百亭公园等现代园林公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古代园林的造园之理,却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如何将古代的造园之理与今天的城市建设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真切地希望园林艺术专家们走出狭小的象牙之塔,为城市公园的设计发挥自己的才智;更希望城市规划设计者们在规划中,能听取园林艺术家们的意见与建议,让“性本爱丘山”的国人在上下班的途中,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公园带来的宁静。让我们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兑现古人在自造的封闭围墙里才能觅得的那份宁静。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从周《说园》《同济大学学报》建筑版1978年第二期
2、朱铭、董占军《壶中天地》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12
3、查尔斯•莫尔等《风景——诗化般的园艺为人类再造乐园》(李斯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0
4、刘郎《秋泊江南》中国摄影出版社2001.5
5、戴学锋《公园遐思——园林化城市的梦想》《旅游行业导刊》2000.5

 
                                                                                                                   ——本文最早刊载于《中国园林》,2003-07-05